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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■本報記者 欒吟之
　　人物檔案
　　謝聞波，1974年出生。1995年7月進入上海市檢察一分院起訴處；1998年7月開始從事起訴辦案工作；2014年1月任偵查監督處處長。2009年獲評“上海市人民滿意的公務員”，2010年獲評“高檢一等功”，2010年獲評“上海市先進工作者”，2012年獲評“上海市十佳檢察官”，2014年獲評“全國模範檢察官”。
　　每當查案遇到難題，謝聞波總是不自覺地捋捋頭髮。
　　擔任公訴人、偵監檢察官、主任檢察官這些年，40歲的謝聞波知道自己身上起了變化。有時照鏡子，他會突然一怔---兩鬢的白髮怎麼又多出一片，自己當年可是“最年輕的助理檢察員”啊！
　　有的工作，做久了就能駕輕就熟，但謝聞波卻直言:“我不能，我沒有一天是輕鬆的。”10年公訴人，他代表國家出庭指證犯罪，與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爭鋒相對；9年搞批捕，每起案件的時限只有7天，在一周里決定要不要發逮捕證。
　　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把關，的確是輕鬆不起來。
　　那麼，作出生死攸關的判斷，最重要的依據是什麼？謝聞波用指節敲擊著桌子:“證據，當然是證據！鐵證如山！”
　　職業習慣令他養成這樣的思維方式：不能被有效證明的事實等於不存在。於是，他用一份份鐵證鎖定犯罪，把每起案件都辦成鐵案。
　　頭盔“說”出真相
　　那起發生在浦東潘姚村的襲警案，一度社會反響很大。
　　清晨5時45分，有村民向警方描述那可怕的一幕：“當時我還在睡覺，忽然聽到一陣警笛聲，拉開窗帘一看，看到兩個人邊喊‘打死他’邊毆打民警，一人揮舞鐵棒、一人拿著磚塊。”
　　盜狗賊周某和王某，為了逃脫民警追查而行凶。第二天，兩個人先後被抓捕歸案。
　　窮凶極惡的歹徒，在時任公訴人的謝聞波面前卻換了一種面孔。周某一臉冤枉地辯解：“我只用磚塊向他臉上打了一下。”而王某的供詞一直在變，從“用鐵棍打了幾下頭”變成“只用鐵棍打了一下，而且是肩膀。”歹徒百般抵賴企圖減輕罪責的同時，躺在重症監護室里的民警渾身插滿管子，生命垂危。 下轉5版（上接第1版）證據材料並不過硬。目擊者言之鑿鑿，但限於時間和觀察角度的限制，很難對犯罪全過程作出清晰描述。而一旦歹徒在法庭上避重就輕，將對檢察機關指控犯罪很不利。這起案件中，只有收集的證人證言和痕跡物證“有序銜接”，才能完整證明犯罪過程。
　　案發時民警戴的頭盔，是這起案件的突破口。謝聞波調取這件重要物證，他發現，頭盔上雖有裂痕，但裡面卻沒有血跡。這說明，民警頭上的“受鈍器打擊形成的帶狀傷痕”是歹徒打落頭盔後繼續敲頭所至，頭盔上的三處磚屑印也證明絕不止“打了一下”。兩名歹徒顯然是要把民警置於死地，應以“故意殺人”這項重罪提起公訴。
　　謝聞波又趕到市公安局法醫物證檢驗中心，他的推斷果然被主檢法醫師確認。至此，人證和物證完全銜接。最終，法院採納了檢察機關指控，以故意殺人罪將歹徒定罪處罰。
　　這是他的辦案邏輯：開庭時屬“溫和派”，有理有據指證，無需霸氣外露；固定證據鏈時卻無比犀利，運用“針尖對麥芒”的方式應對證據衝突，用一條牢不可破的證據鏈，消滅對抗，固本清源。
　　有風險的“存疑不捕”
　　有時，謝聞波也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，作出“不捕”或“附條件批捕”決定。這兩種決定都存在著風險——前者意味著否定偵查機關的結論，可能讓罪犯逍遙法外；後者則意味著，若是逮捕犯罪嫌疑人後還是無法補足證據，就可能面臨錯案責任追究。
　　一起市民持假幣的案子有些蹊蹺。公安機關接到舉報稱，村民老白家的廚房裡藏匿著兩包假幣，到現場一看，果然搜到99張2005版100元假人民幣。
　　令謝聞波疑惑的是，此案的證據只有現場查獲的兩包假幣，除此以外一無所有。而老白到案後一直喊冤，確實很難推定具有犯罪“主觀故意”。
　　罪與非罪、捕與不捕的關鍵，在於老白的家是不是一處封閉場所。“家還能不是封閉場所？”對於年輕搭檔的疑問，謝聞波只是笑笑：“明天一起去現場吧。”
　　謝聞波他們在老白租住的農村民房裡轉了幾圈。果然，發現放假幣的廚房是房屋陽臺下自行搭建的簡陋屋子，屋頂留有10釐米左右、與二樓相連接的空隙，並不是“封閉場所”。所以，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。
　　既然缺少固定犯罪的有效證據，再從舉報人那裡試一試。謝聞波指導偵查機關補充證據：究竟是誰舉報了老白？為何能精準提供出假幣藏匿地點？但這些疑點也沒有得到合理解釋。
　　看似鐵板釘釘的物證，在法律上偏偏是站不住腳的孤證。謝聞波以“證據不足”為由，對老白作出“存疑不捕”決定。
　　怎樣才算是運用好證據？謝聞波的指節有力地敲打著桌面：“用好證據，不能冤枉一個好人，不能放過一個壞人。”
　　另外一起由上海海關緝私局偵破的案件，是上海首例利用出口退運方式進行走私的案例。海關工作人員與報關中介人員及代理公司人員勾結在一起，盜用其他企業的報關信息，辦理“虛假退運”手續從而走私一批進口印刷機，致使國家損失關稅99萬元。翻閱著10萬字的案卷材料，謝聞波遲遲難以落筆作出逮捕意見——“因為證據有缺失”。
　　正在躊躇時，最高檢頒佈的一項《關於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“附條件逮捕”的意見（試行）》開始實施，其中首次明確將走私犯罪案件列入“附條件逮捕”案件範圍。也就是說，在嚴重刑事犯罪中，檢察官認為證明犯罪的事實基本構成犯罪，但證據確有欠缺，具備補充、完善證據的條件和可能，可先逮捕後提供補充證據材料。
　　有了司法解釋的有力支撐，他果斷對先後到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提出附條件逮捕意見，併列出詳細的補充偵查清單，引導偵查機關辦案。最終，3名犯罪嫌疑人都認罪伏法。
　　“鐵證如山”，這是謝聞波特別喜歡的四個字，鏗鏘有力，擲地有聲。他常常對年輕檢察官說，證據意識，基於對法律的信仰、對事實的尊崇，養成證據意識，也是樹立法治思維的必經之路。相關報道：與“陰暗”鬥爭，守護“光明” 刊2版　　（原標題：用一份份鐵證，辦成一件件鐵案）